04-第二部分第3章 给“领导”添点个性与革新 |
第二部分第3章 给“领导”添点个性与革新（1）
让“秘书组”替你过滤例行公务
让下属坦荡地走进你的办公室
主动“埋葬”过时的体制
把你的领导风格提升为科学的管理体系
让“秘书组”替你过滤例行公务
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尤其是肩负着整个组织决策中枢重任的核心领导人，每天都要对大量汇聚过来的信息和报告做出回馈，但这样一来就难以保证做出的反应是最佳的。优秀的领导人懂得替自己“减压”，将事务性的工作交给秘书或助手处理，自己则根据精简了的关键信息，或批示或决断。为此，他必须亲自过问“秘书组”的人选，保证直接对自己负责的秘书人员是可靠的、精干的。
马歇尔在1939～1945年任陆军参谋长期间，做出了大量重要决策，在这方面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接手陆军参谋长的工作后，马歇尔竭尽全力地推动着参谋部的快速运转。首先，他精简了部一级编制，代之以严谨、务实的参谋班子，这个班子也称做秘书组；其次，剔除无能之辈，提拔加塞将军为副参谋长，由他负责处理75％以上的例行公务。马歇尔本人则集中精力处理动员兵力和有关重新装备部队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
秘书组的主要领导成员包括：奥兰多•沃德上校——西点军校1914届毕业生，曾随潘兴将军赴法参战，是一位坦克专家；斯坦利•R•米克尔森——曾在指挥与参谋学校、国防大学深造，高炮专家，同时也是一位统计能手；另一位就是后来扬名欧陆的布莱德雷将军。在三个人当中，沃德的正式职务是参谋部秘书，布莱德雷和米克尔森是助理秘书。在工作上，他们的分工并不明确，可以相互替换。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接收流水般的文件、研究报告，经处理后再决定是呈给马歇尔还是加塞批阅。他们把大量文件处理提炼后打印在一张纸上送给马歇尔，对每天的决策和行动做口头汇报，以便参谋长了解全局。
关于秘书组如何运转，当时秘书组的成员、后来在1949～1953年间任陆军参谋长的劳顿•柯林斯少校说：“那些需要由参谋长或其副职做出决策的问题，先由参谋部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这些报告经过沃德上校办公室分发给他的助手，为向有关长官或直接向参谋长本人汇报做准备。秘书组成员平均每人每天要处理5～10个报告。我在秘书组工作期间，各参谋人员没有具体的分工，我们审查提交的报告，修改明显的错误和含义模糊的地方，因为我们认为参谋长或副参谋长可能会对这些地方提出疑问。然后我们拿出完整的简报向参谋长或副参谋长汇报。”
马歇尔的这个方法不仅使自己从繁多的文件中解脱出来专心处理重大战略问题，而且使部属有机会锻炼自己的能力，秘书组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长为美军高级将领。“马歇尔将军要求不论所涉及的问题有多复杂，简报内容不得超过两页，”柯林斯写道，“简报格式是相当固定的。开始是陈述问题，接下来是与问题有关的诸因素，如有必要，进行简明的讨论，然后做出结论，最后是最重要的对策建议。可以在简报上加附件，简要交待某个主题的背景、需要详细讨论的问题或解释。简报所涉及的材料可能达几英寸厚，但供决策使用的材料必须压缩到两页或更少。这就迫使参谋人员做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明确的政策建议。”
柯林斯进一步回忆说：“秘书组成员要进行口头报告，尽量少看注释材料，把汇报集中在关键问题上。我们得回答参谋长或其副手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需要参谋长签发或对政策有重大影响的报告总是直接呈送给参谋长本人。马歇尔将军熟知我们以前的任职经历，尊重我们的判断。他鼓励我们提出与原始报告不同的看法，或其他有价值的建议。”
马歇尔喜欢自己的助手能放手地工作，提出独到的见解，哪怕是反对意见。马歇尔说：“除非我听到了是否应该采取某个行动的所有正反面根据，否则我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马歇尔坚持他的参谋独立做出判断，即使其结论与马歇尔的看法相左，但他们必须拿出支持自己的判断的根据。因此，马歇尔创造了一种鼓励独立思考的氛围。
有一天，参谋部送来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中存在明显的问题。布莱德雷经谨慎研究后向马歇尔做了汇报。
“好！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要是你们对我将要采取的行动不提赞成或反对意见，我就难以验证我做得是否正确。假若我听到了全部意见或争论，仍感到我的决定是可取的，我会不顾一切地去实施。”马歇尔说完，对布莱德雷报以满意的微笑——一种少见的赞赏他人的微笑。
秘书组的三个人常常被文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讨论给马歇尔送的材料，常常独自处理。有一天，米克尔森向马歇尔汇报情况，其内容是布莱德雷不太了解的。马歇尔听完汇报，突然转身问布莱德雷：
“布莱德雷，你有什么想法？”
“我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先生！”
屋里鸦雀无声，大家都不知道马歇尔会有什么反应。三个人屏住呼吸，听候发落。
“我也不喜欢！”
马歇尔肯定了布莱德雷的良好判断力。
马歇尔常委派秘书组去解决一些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有一次，马歇尔交给布莱德雷一大堆文件，简单地说：“拿去处理。”
回到办公室，布莱德雷浏览了每份文件的提要。他了解到，所有的文件都在谈一个重要的问题——战略物资橡胶严重匮乏，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把东南亚的橡胶种子运到巴西种植，但运输船只在巴拿马运河被卡住了。马歇尔有一句批示：“用B17轰炸机把种子运到巴西。”
正当布莱德雷急需解决马歇尔的问题时，他意识到去找新任负责空运的副参谋长阿诺德少将会有些进展。阿诺德在利文沃思堡时与布莱德雷是同学。
阿诺德的办公室门口挤满了急于办事、等待接见的人。布莱德雷见状，干脆从后门走了进去。此刻，阿诺德正和泛美航空公司的创始人和执行主席胡安•T•特里普会晤。特里普是在南美进行商业性运输飞行的先驱，他知道巴西机场能起降B17轰炸机。布莱德雷礼貌地打断二人的谈话，请求他们的帮助。结果非常顺利，阿诺德下令调用B17飞机运种子。
布莱德雷向马歇尔汇报了一切，马歇尔高兴地点点头。布莱德雷从接到文件到解决问题，仅用了20分钟！
不同的领导人有不同的决策方法，但优秀领导人的基本策略是一样的。
第二部分第3章 给“领导”添点个性与革新（2）
当我问诺曼•沙利卡什维利将军“你的领导方法是什么”时，他回答说：“最基本的是了解任务，分析任务，把指示下达给参谋人员。在进行重大决策时，我的习惯是至少提出三个行动方案。部属们会到我这来报告他们的想法……我们讨论每个行动方案的利弊。当他们向我陈述某项选择时，我的任务是做出决策。我可能会让他们回去把某个方案弄得更好一些，我也可能会告诉他们我需要有关这三个行动方案更详细的信息。在多数情况下我会选择第二套方案，因为它一般综合了第一和第三两套方案的优点，当然某个时候我必须要完成决策。我一直觉得我的优点之一是愿意做出决策并全力去执行这个决策。即便我做的某个决策很糟糕，只要我全力去推动，最终它也可能完成任务。我不会执行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任务，只要做出了某项决策，我会尽我所能保证它取得成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即使情况出现变化也不去重新考虑和调整已有的决策。实际上相反，我要精心地把握决策执行的状况，留心是否会有什么地方出错，如有必要就重新分析有关问题。”
实际上，一个健康的领导机制就是这样：领导人采集众人智慧形成自己的判断，然后把自己的判断变成一个机构的行动纲领或是具体的实施方案。说一个领导人“多谋善断”，意思也就是他在处理事情、解决问题的时候，主意多、点子多、办法多，能够从提供给他的多种意见中选择出最好的，并且能够当机立断，坚决果断地执行它。
让下属坦荡地走进你的办公室
不管是在机关单位还是在企事业组织里，头头们所在的办公室往往具有典型的“官僚机构”特征：严肃、紧张、刻板、令人畏惧。在这样压抑的氛围里，“下面的人”自然认为“公事公办”是最明智的，因为他们可不愿意在领导的威严面前犯愚蠢的错误。领导人自觉地提倡一种人性化的办公室氛围，让下属不再战战兢兢地进出，这样不仅能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还能有效激发他们的创造性。
鲍威尔将军曾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在主持参联会期间形成了一套个性化的领导方法。在一次访谈里，我同他探讨过领导方法的问题。鲍威尔将军说：“我的才能在于我有能力解决问题和领导他人。我能够组织和激励一群人，我能够解决问题。我认为不论在什么位置上，最高的位置也好，或其他什么位置也好，领导的基本含义就是解决问题，在战略层次上或个人层次上都是如此。”
鲍威尔将军希望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有一种亲切的气氛，为此他鼓励属下的参谋人员大胆地越过层级壁垒自由地与他交流工作。“我比较喜欢与同事轻松地共事，而要做到这一点，你要完全信任部下，同时要使他们不至于把随和的工作关系误解为不讲组织纪律。我很早以前就认为组织编制图表和花哨的头衔无关紧要。我告诉我的参谋人员，他们进出我的办公室无需行繁琐的礼节。我成功地营造了这种氛围，在我的周围是一批能干的、和睦相处的人才，他们甚至在我极度慌乱时也不会沉不住气。”
鲍威尔认为，一个主管坦率地将自己的脾性和工作习惯告诉部下以便他们能够理解和适应是很重要的。“我事先向参谋人员打过招呼，当我专心致志工作时，对打扰和提问我可能会表现出急躁。在使人极度紧张的情势下，我往往会突然进入十分专注的状态，我会十分认真、十分投入，对身边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在这期间，我进入办公室时可能不打任何招呼。如果我的主任参谋向我呈报不太紧迫重要的问题，我可能会大声嚷嚷，要他走开。我告诉参谋人员对我这些情绪变化不要太当真，忍一下，我很快会恢复平静的。”
鲍威尔善于搞活气氛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每天都会在他办公室里的小圆桌旁召集主要参谋人员进行小群的碰面会：
“每天上午，我准时在8点31分进入联合参谋部会议室参加8点半的碰面会。我的主要参谋官大多数是两星或三星陆海空军将军，总共约20人。他们都知道迟1分钟不会被认为是迟到。我取消了主席以往采用的正式汇报形式（那种形式要求制图参谋连夜绘制出汇报用的所有图表）。开会时，我围着桌子转一圈，让三军将领们谈谈他们各自领域内的情况。我利用这种会议来了解信息和安排一天的工作，而不是解决问题。会议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我要参谋部各部门主管监督我，看我是不是在发火，看我是不是又在吹嘘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老故事，看我是在发牢骚还是在骂人。我总是试图保持精神振作，特别是出了事或我们面临麻烦的时候。头头的情绪会感染整个组织。最糟的情况是谁都不知道领导人的情绪怎样。我的参谋人员一上班就会知道我的情绪怎样。同样地，我也可以从中了解他们的状态。你每天与他们碰面，只要瞥一眼就能知其三分——谁碰到了麻烦，谁需要帮助或鼓劲，谁在准备着挨批。”
鲍威尔认为这种早晨碰头会有助于建立起大家的协作精神。
他还采用了一些其他的新办法来做日常工作。他更喜欢单独与参谋长们开会，不让他们带任何参谋官或记笔记的人到场，这对鼓励直言不讳来说是大有好处的。他还喜欢在他自己专用的办公室而不是在带有旧的法人团体遗迹的“坦克”里与参谋长们开会。甚至于他还停止下发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的固定日程表。对于这项措施，参谋长们倒是并不在意，但他们的参谋人员颇为不悦。因为，没有议事日程表，他们就不知道在会前要为他们的长官准备什么样的文件。但这样一来，参谋长们到他办公室来时，就不会带上一大堆他们认为必须捍卫本军种立场的材料。他们摆脱了繁琐资料的束缚，有了说心里话的更大自由。
尽管有些人对鲍威尔的做法持有异议，但鲍威尔有自己的见解：“既然我们不再谋求一致赞同的看法，他们也无需从本军种的利益出发去维护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更加正式的机构，这一新作风使参谋长们具有比他们以往所享有的更大影响力。如果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就准备把这些观点呈报给切尼（国防部长），并像对我自己的观点那样极力加以维护。这样做，他们的意见就会得到认真考虑，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几乎自动消失在冗长的、没棱没角的意见一致的报告之中。”
鲍威尔的领导方法还体现出一种对细节的专注。
职务越高，时间也就越宝贵。时间是无法节俭地延长使用的日用品。鲍威尔因此制定了一些简单的规定：未经他同意，参谋人员不得替他承诺出席任何会议、发表演讲、参加社交活动或外出或参加庆祝仪式，即使5分钟也不行；凡他预定开的会，参谋人员必须准时开会；他的办公室要迅速接听打来的电话。“要别人等的人是不替别人着想的人。每当我耐着性子等待姗姗来迟者，就好似我在交通阻塞时面对着出租车上不断走动的计程表。”
他还把有关签名的凯斯特法律制度化。“J•凯斯特教导我，每次我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什么东西上，我就制造了一个法律文件。因此，除最无关紧要的文件外，谁都不能替我在任何东西上签名。我知道很多头头是允许他们的秘书在重要的信件上替他们签名的，这一做法我是绝不允许的。凯斯特还教导我，注明日期的签名是具有更大的法律效用的。因此，我不允许签名时提前或推后日期。我只在确切日期的文件上签名。”
第二部分第3章 给“领导”添点个性与革新（3）
同样，鲍威尔规定他的参谋人员不得准备任何敷衍塞责的“臭虫”信件要他签字。“臭虫”这一用词原出于一则有关纽约中央火车站的典故。有一天，一名乘客在普尔曼式卧铺车厢里被一只臭虫咬了，他写信给铁路公司董事长表示抗议。该铁路公司董事长马上回了一封道歉信，申明公司已经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请这位乘客放心，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这位乘客读着来信，心里很高兴，不料这时又从信封里掉出一张由董事长草草写给他秘书的小字条，上面写着：“发一封臭虫信给那个混蛋。”
参谋人员可能会接到某个公民表示抱怨的来信，并为参联会主席草拟一封格式化的回信说：“感谢您的关心，但这些事情毕竟发生了。”或者说：“对不起，来信投错了单位。”鲍威尔不允许这样做，“我会在这类回信的前头批上：找出问题，看看我们能不能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告诉来信人谁能解决。但无论如何不得敷衍塞责搞‘臭虫’信。”
鲍威尔指出，在行政机关里，小事情会产生巨大的象征性意义。一天，精力充沛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指出，有一份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信笺纸署着鲍威尔签名的文件送给了国防部长。“如果您要以参谋长们的名义送出材料，”格雷说，“得我们大家都同意才行，可是在文件送上去以前，从未送给我看。”
“格雷说得对。但是，按照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我是主要军事顾问。在我提出任何建议之前，我无需征得参谋长们的同意，我甚至无需与他们磋商，尽管这样做是愚蠢的。我需要有能表示主席独立地位的象征物，于是便购置了一摞通栏印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字样的公文纸。我抛掉了旧的公文纸，同时也抛掉了40年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办事传统。我不再是参谋长们的综合性意见的传声筒，我自己本人要向国防部长和总统进言。信笺头上的一词变动使主席的独立性变得明确而合法了。”
主动“埋葬”过时的体制
任何一种行政体制都是有弊端的，这种弊端首先不是体现在它的内容上，而是表现在它的惯性上。按照惯例做事的危险性在于，对程序、惯例的依赖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感觉，即人们认为凡是合乎惯例、遵照程序的都是“合理的”、“对的”，而不相信自己真实的判断。下属由于其级别较低，即使发觉体制的弊病也不敢轻易提出异议，因为他们本能地认为对体制的异议就是对领导人权威的挑战。作为主要负责人的领导如果能自觉地替部属除去那无形的“紧箍咒”，时常反省现行体制的弊端，则可以大大释放部属的工作潜力。
戴维•琼斯空军上将曾在1978~1982年任参联会主席。在他任职期间，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琼斯将军靠个人发起的这场“远征”，是二战之后对美国军队结构影响最大的军事改革。克罗、鲍威尔、沙利卡什维利等后来的参联会主席，都从这次改革中受益，整个美军也受益于这次改革。
事实上，琼斯将军很早就开始了对改革参联会这件事的思考。“当我任李梅将军的副官时，第一次与联合参谋部系统打交道。”他对我说，“李梅将军告诉我，作为副官，我的首要责任是学习。几乎每次开会他都带上我，甚至包括在联合参谋部开会。联合参谋部系统办事程序的繁琐，与战略空军司令部高效快捷的工作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我就觉得要有人采取某些措施改造联合参谋部系统，但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参与这件事。”
在越南服役的一段不长的时间，使琼斯深化了这个念头。当时，他认为联合参谋部系统错误地使用了空中力量，但这个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越战结束几年后，1974年夏，琼斯将军任空军参谋长。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更多地参与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去，对这个系统的弊病感触也更深了。对此他抱怨说：“我觉得拖拖拉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不得不承认，坐在会议室时我心烦意乱。我是个不错的军人，需要我来这儿时我会来的……但我的心不在这儿。我相信我的同事也有这种感觉，但大家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还没想好应该怎样改革。”
两个特殊的“战争”活动更加证明了变革的必要。琼斯将军说，当他在越南任空军部队副司令时，“我发现联合参谋部系统居然不了解战争是怎么回事。我们至少在同时打6场空中战争：海军飞机在越南北方的空战，空军在越南北方的空战，战略空军的空战，空军在越南南方的空战，越南人的空战，美国陆军直升机部队的空战……
“第二，1980年4月25日，代号为‘鹰爪’的突袭行动流产，失败得极为难堪。这次行动是为了救出被伊朗扣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的人质。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是，在集结地域只有3架直升机能够作战。”
在任参联会主席的头两年，琼斯将军想改革参联会。最初，他试图在内部与军种参谋长共同推动改革，但很快发现军队不能自己改变自己。他认识到改革的动力必须来自外界：作为军种参谋长，琼斯将军就当过空军参谋长，“阻力首先在于各军种的参谋长。如果一个军种参谋长不能全力以赴地为自己的军种争取利益，那么很快在这个军种内就没人买他的账了。”
琼斯将军清楚，自己的改革计划将会在五角大楼的既定势力范围之间引起一场“热战”，退役及现役的将领都会反对他。他要打乱五角大楼的传统权力布局，他明白“军种情结”不会喜欢这个改革计划，会把他当成叛徒，因为没有一个军种愿意拱手交出属于自己的权力。琼斯将军在领导改革参联会这场“战争”时，谨慎地恪守军事领导者与文职领导者之间的恰当关系。他明确告诉参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他打算“在未来两年推动联合参谋部系统的改革”。布朗部长对此非常热心，表示愿意鼎力相助。
里根当选总统后，国防部长换成了卡斯珀•温伯格。当琼斯将军把自己的计划告诉温伯格时，“他说准备听听我的具体建议”。在琼斯将军提出具体方案后，温伯格却说他不想触及这个问题，因为许多人都觉得这样改革会把联合参谋部系统搞乱套，对争取更多的国防预算带来不利影响。琼斯将军说，联合参谋部系统已经乱了套，许多国会议员都清楚这点，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反倒有利于争取国防预算。琼斯将军评论说：“尽管每次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温伯格都非常有礼貌，但我一直没能说服他。”
为了改革的成功，琼斯将军意识到作为参联会主席，他应该推动这场改革，特别是他曾有8年时间在联合参谋部工作，40年来没有人在联合参谋部比他干得更长。要是有人说他想建立自己的“王国”，基本没人相信，因为他的参联会主席任期只剩几个月了。他的策略是：让国会推动改革，让媒体介入改革，通过媒体再向国会施加压力，推动国会进行这项改革。琼期将军对媒体说：“在参联会主席任内的最后这几个月里，我将致力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组织结构进行实质性的改造……坦率地说，我在寻求对改革的支持。我会感激你们所能给予的任何帮助。”
《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里写道：“军官们是在没有适当的文职领导者提问就什么也不说这一传统下培养起来的。很少有军官会产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想法。”
琼斯将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尽管我知道阻力会非常之大且源源不断，但是如果不在离任前再次触动这个问题，并因此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变化，我离任后将会良心不安。”
琼斯将军提出的建议最后通过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该法案赋予了战区司令官对各军种部队更大的控制权。得以实施。
戈德华特尼格尔斯法案生效后，琼斯将军一手促成的这个法案被称为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国防立法”，“1949年成立国防部以来最重要的改革……”前国会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和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后来评价说：“美国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一。这可能是自1775年大陆国会创立大陆军以来，美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立法。”
把你的领导风格提升为科学的管理体系
这种官僚主义集中制的一个重大的影响是使执行任务的书面报告比执行任务的实际结果更为重要，从而导致诚实的品质丧失殆尽。对于某些人说来，胡扯的本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巧舌如簧”——成了比出成果的真实本领更为重要的晋升条件。而那些只知道完成任务，从不考虑自己的升迁的实干家，在晋升时往往被遗忘了。
第二部分第3章 给“领导”添点个性与革新（4）
在1978~1984年这6年的时间里，格雷奇将军任美国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在这6年里，他成功地创建了一个融合了质量管理和指导下属成长的体系，在美国空军中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管理革命。
在探讨格雷奇建立起来的优秀的指导体系之前，我想先交待一下这个系统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负责空中行动的查克•霍纳将军，曾对格雷奇建立起来的指导体系对提高美国空军作战能力所起的作用做了如下评论：“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比尔•格雷奇的杰出贡献对美国赢得海湾战争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格雷奇对组织机构进行改革之前和之后，我都在战术空军司令部工作。我要对你说，采用和不采用格雷奇的新观念，对于美国空军的影响就像白天与黑夜的反差那么大。”
海湾战争结束时，这场战争的空军指挥官霍纳将军回顾了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发现美国空军获胜的原因是它预见到了威胁的特性，通过训练使飞行员们在战争头一天就能有备而战，并向飞行员们提供了挽救其生命和使飞机保持空前战备水平的技术与战术。他将这种令人高兴的形势归功于格雷奇以及格雷奇所倡导的3项原则。第一项原则是，在确保具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反应敏捷性和主人翁感方面，分散管理至关重要。第二项原则是，绝对必须使每个人都发挥领导才能和敬业精神，而不论其军衔或职位如何。第三项原则是，在每项行动中都要讲求质量。
下面这个事例显示了格雷奇领导的空战战术变革：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格雷奇认为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战术有问题，他称之为“低飞疾病”。当时美国空军认为，为了规避敌地空导弹，美军战机飞得越低越好。格雷奇认为，敌人防空炮火的增强对低空飞行的美国战机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他断定干掉敌军的地空导弹部队是空中战役的首要任务。只要首先解除了敌地空导弹的威胁，美军战机就可以在敌空域灵活作战，并根据任务的需要在高空飞行或在低空飞行。
查克•霍纳将军采用格雷奇的新战术指挥海湾战争中的空中作战。参战的美国空军战斗机部队在持续43天昼夜不停的高强度作战中，只损失了13架飞机和3名飞行员。格雷奇指出，在战争初期坚持使用低空飞行战术的英国空军损失了1/10的“旋风”式战斗机。如果美国空军的战损率与英国相同，那么美国将损失160架战斗机，而不是13架。
显示格雷奇将军所建立起来的指导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另一个事实是，这个指导体系培养出21位四星上将，其中包括几位参谋长和1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这些“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毕业生”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几乎所有美国空军重要司令部的司令。这些位置都是四星上将军衔，其中包括战略空军司令部、空中教育训练司令部、空军物资司令部、空中机动司令部和其他“战术空军”总部，包括战术空军司令部、驻欧洲空军司令部、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等。
格雷奇将军创造的辉煌业绩有目共睹，著名的美国管理之父汤姆•彼得斯在深入研究了美国战术空军的管理转变之后，不得不惊叹：“比尔•格雷奇或许领导了本世纪我们所见识到的给人印象最深的管理革命。”
然而，他的工作是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沃尔特•博伊恩撰写的《跨越苍穹：1947～1997美国空军史》，对美国空军的这段转变历程进行了精彩的描述。
博伊恩写道：“只要看看世界上那些暮气沉沉的大机构，就能意识到改变僵化的集权控制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根本性的转变是罕见的……如果出现这一情况，那么往往会有某个人物可以代表和象征这种方向性的变化。美国空军的转变就是如此。通过与许多四星上将的深入交谈，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人物……与我交谈过的空军上将们都独立地而且是在不同的场合里，把给美国空军带来效率、效益和更高质量的管理风格的方向性转变归功于一个人：比尔•格雷奇将军。”
在格雷奇将军担任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时，整个美国空军处在高度集权的管理制度控制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战后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空军领导人柯蒂斯•E•李梅培养了必要的纪律观念，建立了必要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从而创建了为美国对外政策提供核盾牌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利用1958年国防改组法把李梅的集中管理方法推向了极端。他的这套方法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禁止下属各级自行采取行动，并且导致了普遍存在的文牍主义，任何想法都必须与许多官员“协调”，其中任何人都不能说“不”，也不能明确地说“是”。即使是一些细小的问题，也只有最高层(往往是麦克纳马拉自己)才能做出决定。结果就出现了向上报告时“数字就是一切”的既定心态，从而扼杀了主动性。麦克纳马拉使这套程序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惰性，以致在他离职后的许多年内，国防部仍摆脱不掉实行集中制的倾向。
这种官僚主义集中制的一个重大的影响是使执行任务的书面报告比执行任务的实际结果更为重要，从而导致诚实的品质丧失殆尽。对于某些人说来，胡扯的本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巧舌如簧”——成了比出成果的真实本领更为重要的晋升条件。而那些只知道完成任务，从不考虑自己的升迁的实干家，在晋升时往往被遗忘了。
格雷奇接手战术空军司令部之后马上展开了一场既强调严明纪律又大胆放权的质量管理革命。
格雷奇的改革任务繁重得惊人。他领导的这个单位拥有65万名空军人员和5万名文职人员，分散在全世界150多个机构内。他拥有一支由3800架飞机组成的具有核能力的超音速机队，由一个集权的官僚机构加以管理，但是这个官僚机构既不知道自己无能，又对训练架次率平均每年下降8%以及飞行员们在接受了费用超过100万美元的训练之后却成批离队的现象漠不关心。在任何一天，他的机队中都有1900架之多的飞机可能不堪使用，约有220架飞机成了“机库王后”——由于缺乏维修或备件而已有3周以上的时间不能飞行。在试图起飞的飞机中，未完成飞行任务的架次率也很高。
格雷奇获准进行大规模试验以小组为基础的分散管理体制。他着手改变战术空军司令部，首先是将他所熟悉的信条付诸实践，这个信条就是：由获得工作授权和具有主人翁意识的人们组成的训练有素和目的明确的小组，其效率最高。
推行这种深刻的管理变革需要极端负责的精神，因此，格雷奇在工作中很严厉。如果有哪个飞行员违反了安全规则，格雷奇就会毫不犹豫地处分他。当一名爱卖弄技巧的飞行员驾驶飞机从低空掠过自己的家乡小镇——得克萨斯州普拉诺时，格雷奇立即开除了他。这位飞行员的同僚们前来说情，普拉诺的居民们也来请愿，但是格雷奇毫不动摇，绝不收回成命。
虽然他对违反安全规则的事处理很严，但对任何不诚实的行为处理得更严。一旦发现不诚实的行为，他就立即严惩不贷。他发现一名飞黄腾达的准将就一次安全事故对他说谎，便把这位犯错误的准将训斥了一顿，并让他马上辞职，否则就要把他送上最高军事法庭。
许多人都认为格雷奇做得太过分，会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成为战斗机驾驶员特点的粗犷的独立自主精神扼杀掉。格雷奇则说，他是把飞行员们的精力引导到对其装备的新认识上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行员是在好天气里驾驶价值1万美元的“斯帕德”式飞机，而他的飞行员们却是在全天候条件下驾驶价值3000万美元的战斗机。两者相差悬殊，因此格雷奇十分清楚，飞行员们必须适应新的现实。
格雷奇将军对战术空军司令部的大规模改组获得极大成功，该司令部的工作效率提高了80％，从人员留用率到战术空军的作战能力都有大幅度提高。在他的领导下，战术空军司令部的事故率从每13万个飞行小时一次事故降到了每5万个飞行小时一次事故。在事故率下降的同时，飞机的平均出动架次率（每架飞机每月飞行的次数）从11次上升到21次。简单说来，格雷奇在不增购新飞机的情况下就使他麾下的飞机数量实际上增加了将近一倍。
格雷奇的这套方法创造了管理上的奇迹。尽管人们公认他很严厉，但他在整个空军中营造了保持至今的人际关系向前看的宽容氛围。被麦克纳马拉推上实行祸患无穷的绝对集中制道路的空军又被格雷奇拉了回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