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第三部分第6章 下属是同事而不是替罪羊 |
第三部分第6章 下属是同事而不是替罪羊（1）
领导的含义无非是对每件出错的事情负责任
黑锅让自己来背
对待部属疑虑不如诚意
“事不关己”亦不能“高高挂起”
完美不等于没有缺陷
领导的含义无非是对每件出错的事情负责任
解决问题，不要责怪他人
——乔治•马歇尔，五星上将
在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交谈时，他告诉我：“领导的含义无非是对每件出错的事情负责任，并充分肯定部属做好的每件事。”
对于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的决策，艾森豪威尔将军承担着极其重大的责任。在下达“开始”的命令之后，艾森豪威尔坐在简易办公桌前，写了一张新闻便条，以备登陆行动失败时使用。便条的内容是：“我们的登陆行动已经失败……我已撤出部队。我根据可能获得的最好的情报决定在此时此地发起进攻。陆、海、空军部队都表现出了他们的英勇和忠诚。如果本次作战行动存在任何错误或招致任何抨击，都由我个人承担责任。”
我与艾森豪威尔将军深入探讨过这件事。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诉我，他一直记得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李将军发表了承认同盟军队失败的声明。对于南方为什么输掉战争，可以找出许多原因，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李将军除了批评自己外，没指责任何其他人。在给杰斐逊•戴维斯总统的信中，李将军写道：“军队不应该受到指责，决策是由我做出的；公众没有道理的期望也不应该受到指责。我个人承担过错和责难。”接下来在1863年8月8日，李将军向戴维斯总统提交了辞呈。“对于打了败仗的指挥官，最好的办法是解除职务……继续留用会给胜利带来风险。因此，我郑重地请求阁下采取措施，找人接替我的位置。”
还有一点，可以显示勇于承担责任对于指挥官的重要性：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其职责中的政治因素的看法也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1943年12月，在卡萨布兰卡与罗斯福总统一块讨论达兰事件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对罗斯福总统说：“我认为一个战区指挥官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能把责任推给国内，等着国内的答复。如果只是一个将军的错误，那么可以批评、指责这个将军，解除他的职务，但一个政府不能批评、指责和开除自己。在战争时期，绝不能损害政府的声望。”换句话说，如果出了错，军人承担责任，这是军人职责的一部分。
在论功行赏这个问题上，巴顿将军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看法完全一致，都认为“指挥官要承担失败的责任，不论失败是不是由他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如果战事进展顺利，那么他应该“把功劳归于部属，不论他们配不配得到这个功劳”。这么做的理由是，敢于承担责任同时又把功劳记在部属名下的指挥官可以使部属尽心尽力地执行命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顿将军率领第3集团军夺取了辉煌的胜利。尽管如此，巴顿也有指挥失利的时候，但他从不推卸责任。与通常给人们留下的粗暴对待部下的印象相反，只要手下的指挥官没有犯低级错误或没造成重大的人员损失，巴顿将军根本不会粗暴地对待他们。
1944年7月底，伦斯福德•奥利佛少将率领的第5装甲师在诺曼底集结，准备发起作战行动。该师接到第3军司令部的命令，要他们沿着突破口挺进到塞斯河和圣吕纳河之间的地域。行军在夜间进行，该师被告知这条道路畅通无阻，归他们专用。
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道路上塞满了其他师的部队、各种各样的车辆和后勤物资运输部队，第5装甲师很难行进。奥利佛将军写道：
“很快我接到命令，把部队从道路上撤下来，自己赶到巴顿将军的司令部去。我摸黑连滚带爬地赶到巴顿将军的司令部。我清楚部队狼狈的处境不是我的过错，但我担心巴顿将军认为这是我的过错。我还知道，如果巴顿将军认为我做错了，那么我和他之间的交情也帮不了我。最后，巴顿将军终于把参谋人员和军、师指挥官召集齐了开会。一开始他就粗声大气地说：‘情况乱得一塌糊涂，这是我的错。我想快点儿前进，于是没有做好必要的行动计划就让参谋们下达了命令，导致这场混乱。现在我们坐在这儿等参谋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恢复秩序。’”
在几位高级军官私下聚餐时，奥玛尔•布莱德雷将军赞扬了巴顿的第3集团军在布格战斗中漂亮的机动作战，给予巴顿将军高度评价。巴顿迅速回答说：“所有的功劳，百分之百地属于第3集团军的参谋人员，特别是盖伊、米勒和布什。”
巴顿将军不是仅对着了解他对第3集团军卓越贡献的高级军官们高声赞扬部属。在布格战斗结束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巴顿将军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军最初的行动目的很简单。打击那些德国混蛋的侧翼，挡住这些混蛋。现在乔治•巴顿看起来像个伟大的天才，实际上他跟这些杰作没什么关系。他所做的只是发布命令。是本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和前线的部队创造了这个无以伦比的战果。”
西奥多•米尔顿将军一直感激一位军官，因为这位军官有杰出的个性。“我认为李梅将军非常有个性。他总是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不论对还是错。记得1943年他曾帮助过我。当时，我指挥空军第8军对德国城市不来梅进行了轰炸。德军施放了烟幕，使我们分不清轰炸目标，轰炸效果不是很好。由于我们损失了许多飞机而且轰炸效果不理想，伦敦派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很明显他们想找替罪羊。这次任务并不是一场灾难，只不过是效果不太理想，而且这次任务还是盟军向德国本土进攻的最初尝试。不管怎么说，事情到了这一步，总得有一两个人站出来，接受委员会的质疑。作为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我经验不足，是犯了错误的。我站起来，陈述了我认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我告诉委员会我在什么地方出了错，为什么要采取这些错误的行动。在讲述的时候，我还没意识到委员会的指责已经对着我来了。
“柯蒂斯•李梅是委员会成员，当时他还是上校军衔。委员会的其他人都比他级别高，但当李梅看到那些高级军官们开始指责我时，他站起来说，‘请等等，’他转过头对我说，‘如果这就是你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米尔顿，那么你就没做错什么。’李梅这么做是想让这些大人物明白，找个替罪羊的企图已经扭曲了他们的视角。对于李梅上校所陈述的事实，委员会的大人物们无话可说，于是结束了问询，实际上也结束了整个调查。其实，李梅上校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我还不太认识他。李梅上校坐在那儿，观察这些人想干什么，发现他们弄错了方向，我只是犯了诚实的错误……我军的攻击点选错了……因为有烟幕……分不清楚地面目标……我认为这就是李梅在他整个军旅生涯中的行为模式。他可能出错，不时地犯错误，但他总是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我认为李梅从不随风倒，从不为取悦外界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他忠于自己的心灵。”
第三部分第6章 下属是同事而不是替罪羊（2）
黑锅让自己来背
领导者取信于人不仅要靠出色的决断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更要在品格上深孚众望。领导人的职责通常说来有“分内的”和“分外的”，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只专注于做好分内的事，但对于一个卓越的领导者来说仅仅完成分内之事是不够的，他的品格会促使他去做那些直接责任之外的但对整个组织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务，哪怕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1930～1935年，麦克阿瑟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在此期间，令人十分敬佩的是，麦克阿瑟将军没有指派他人去做那些非常困难又非常讨厌的任务，这些任务注定要受到猛烈抨击。
在经济萧条时期，美国公众经常看见退役老兵们在首都华盛顿游行。
根据1924年通过的国会法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的退役金（总数为25亿美元，平均每人1000美元）要到1945年才发给他们。但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些老兵吃尽了苦头，许多人一文不名，家庭破落，生活毫无保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他们开始游说鼓动，要求提前领取退役金，并发起了一场向华盛顿进军的请愿运动。1932年5月29日，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老兵再次在华盛顿举行游行集会，希望说服国会给他们250万美元的拨款。首批饥肠辘辘的退伍军人到达华盛顿，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一幢空建筑物里安营扎寨。很快，人数越聚越多，到6月间，已有两万多退伍军人及其家人聚集在国会大厦附近。现有的破房不够住，他们就用捡来的旧木板搭起简易帐篷以做栖身之所。华盛顿很快出现了一座退伍军人城，并美其名曰“胡佛村”。他们时而上军操，时而唱军歌，但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和发愁。当时的一名记者描绘道，这些老兵“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神情木然，满面愁容”。
6月15日，众议院投票通过了赖特•帕特曼议员提出的支付退役金的议案，但两天后，参议院又否决了该议案。大部分退伍军人怀着失望的心情踏上归途，但仍有数千人继续留在那里，企盼政府能改变态度。他们向胡佛总统呼吁，恳求他接见他们的代表团。但总统传下话来说太忙了，不能见。
集会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行动也越来越激烈。很快华盛顿地区的警察力量已不足以对付要求拨款的游行大军，游行队伍里某些人的行为也越来越激烈。美国政府非常担心游行老兵们设在阿纳卡斯蒂亚河边的临时住所里会产生传染病，他们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食物和住所。
政府对这些盘踞在首都大街上的人们已忍无可忍，决心用武力撵走这些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
7月28日上午11点多，华盛顿警察局长格拉斯福德乘坐一辆摩托车来到现场，命令警察把退伍老兵们赶走。双方发生冲突，警察向手无寸铁的退伍军人们开了枪，当场打死两人，打伤多人。
最后，胡佛总统被迫做出采取断然行动的决定，他向麦克阿瑟将军下达了下述命令：“你马上带领美国军队到事故现场去，与已在那里的哥伦比亚特区警方密切合作。包围事故现场，驱逐肇事人员，不得延误。把所有的罪犯送交民事法庭。在你的命令里，要强调善待和关照可能会出现在事故现场的妇女和儿童。在执行这道命令时应采取一切可能的人道主义措施。”总统闻讯后，立即召见陆军部长赫尔利，要他出动军队。
麦克阿瑟决定亲自执行这次任务。据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他曾劝麦克阿瑟不要亲自出马：“街头打架，将军犯不上插手。”但麦克阿瑟不同意，宣称：“叛乱的苗头出现了，麦克阿瑟决定亲临督战。”当时他没有穿军装，便派一名勤务兵到他家里拿。艾森豪威尔不主张穿军装，说“这是政治事件嘛”，但麦克阿瑟认为既然这是一次军事行动，就应该穿军装，并命令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人也穿上军装。军装取来了，而且是军礼服，肩上佩戴着四星上将的肩章，胸前披挂着八排绶带和勋章。
此时，白宫发布公报说，总统宣布军队将要“对闹事和违抗民政机关命令的人进行镇压”。下午4点多，麦克阿瑟指挥部队浩浩荡荡地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开过来，打头阵的是乔治•巴顿少校率领的挥舞着军刀的第3骑兵团，紧接着的是步兵、工兵部队，最后还有6辆坦克压阵。当身穿军礼服、腰系武装带、足登马靴，胸前挂满绶带和勋章的麦克阿瑟神气活现、耀武扬威地出现在宾夕法尼亚街头时，在那些衣衫褴褛的退伍老兵的映衬下，立即形成了一幅引人注目的画面，几十名摄影记者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镜头。
在催泪弹、骑兵和刺刀的威胁下，数百名军人组成的部队将要求补助金的游行老兵们赶出了市区。给那些有车的老兵们发放了汽油，让他们开车回家。老兵们离开后，麦克阿瑟命令部队一把火烧掉了老兵们设立的临时住所。
麦克阿瑟的性格决定了他在这次不幸的军事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清楚美国公众憎恨将老兵们驱赶出首都，尽管他们进行了种种挑衅。麦克阿瑟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承担责任，他只要让某个部下去执行这个任务就可以了。这就是麦克阿瑟的风格，他从不让部下去做他自己也不喜欢做的事情。正如他对一个朋友所说的，“如果总统命令我采取行动，我不会把这项令人厌恶、争议极大的任务交给任何一名美国陆军军官”。
对待部属疑虑不如诚意
有能力的领导是通过鼓励，而不是靠向下属在心理上施加压力进行领导。有时候冷酷和严肃给下属的鞭策往往适得其反。而关怀与表扬，特别是出自高层领导人的体贴，既给足了下属面子，又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更加主动做好事。
第三部分第6章 下属是同事而不是替罪羊（3）
对于一名成功的领导者来说，对部属以诚相待是最重要的基本素质之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941年，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高决策层决定制定战争计划，确定军工生产需求、军队员额和美国的战争政策目标。虽然罗斯福总统希望美国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但当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的时候，罗斯福总统的确偏向英国。
计划的制定工作由参谋长秘书处的阿尔伯特•魏德迈少校承担。魏德迈少校拟定的草案提出：“我们必须准备直接对德国作战，并战胜德国。”为此，魏德迈少校的结论是美国需要900万陆军、150万海军。这个计划草案的保密级别是绝密。然而，让罗斯福总统、陆军总部和魏德迈少校本人吃惊的是，1941年12月5日的《华盛顿时报》逐字引用了这项计划草案，而且赫然打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争计划》的标题。这条新闻在华盛顿掀起轩然大波，让美国政府非常难堪，因为当时美国并未向德国宣战。
魏德迈少校立即成为最大的嫌疑人。他认识许多德军高级将领（20世纪30年代魏德迈曾赴德国留学），他与好几个德国纳粹的顶层人员是朋友。在计划草案泄露前的一个星期，魏德迈曾与一位律师见过面，这位律师的父亲是伯顿•韦勒参议员。韦勒是个极端的孤立主义者，他指责罗斯福总统“想埋葬每个美国家庭的前四个男孩”。更让人起疑的是，近期魏德迈的银行账号里有一大笔进款，战争部长还收到一封匿名信，声称“魏德迈认为并曾公开说希特勒是救世主”。
形势都对魏德迈极为不利。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了审问，但调查结果并没有弄清是谁泄的密。魏德迈的上级想摆脱麻烦是件很自然的事，他们可以采取“我们不想再用这个人”的立场，将魏德迈调走或让他离开陆军。但马歇尔将军没有这么做，他非常看重魏德迈的能力。魏德迈回忆说：“马歇尔将军从未怀疑过我。”实际上，几周之后，马歇尔将军将魏德迈提升为中校，并将他调入新组建的联合参谋计划局，这是联合参谋部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2年4月1日，马歇尔将军离开华盛顿去执行一个高度机密的任务，魏德迈随行。这是马歇尔将军对部属以诚相待的一个表现，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举动反映了马歇尔将军的性格。他欣赏魏德迈，没有被似是而非的对魏德迈不利的证据所吓倒，也没有向国会和媒体传来的灼人的舆论低头。魏德迈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后来他成为四星上将。魏德迈说：“经过了这些事后，我可以为马歇尔将军去死。”
马歇尔作为领导者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部属的关怀。克里腾伯格将军提到了马歇尔对部属的关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是第5军的一个团长。马歇尔将军来欧洲视察美军部队。返回华盛顿后，在24小时之内，马歇尔将军的一个参谋给我在圣安第诺的妻子打电话。电话接通后，马歇尔将军亲自拿起电话，说：‘克里滕伯格太太，我是马歇尔将军。我想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在意大利见到你丈夫了。他很好，我想你希望知道这一点。’
“马歇尔将军为手下的指挥官们的家庭做过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事情。他的诸如此类的领导艺术与大家所熟悉的权威严肃的领导风格形成强烈对比。最高军事领导者亲自打电话说‘我想你希望知道他很好’，对于家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无须其他东西，只要有这一点，军人和军人家属就会士气高昂。”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将军问候过在海外视察部队时所见到的每一位高级军官的妻子、母亲和关系最密切的亲属，并告诉他们这些军官的情况。从收到的信函数量就可以看出，这些军官的妻子、儿女和父母都非常感激马歇尔将军的电话。马歇尔将军定期跟巴戴尔•史密斯、乔治•巴顿、马克•克拉克这些老朋友的妻子们通信，他认为这样可以使这些妻子们更能忍受长期的别离。
1943年去北非视察美军部队时，马歇尔将军惊讶地遇见卢西思•特鲁斯科特少将（特鲁斯科特少将曾在安齐奥任军长，被人们誉为“军人中的军人”），他们进行了长谈。马歇尔将军问特鲁斯科特知不知道艾森豪威尔请求将其调去参加进攻欧洲的作战行动，特鲁斯科特回答说“不知道”。如果艾森豪威尔的请求获得批准，那么意味着特鲁斯科特将指挥一支更大的陆军部队，但他无法去意大利参战。特鲁斯科特将军说：“他想我应该知道艾森豪威尔曾要求调我，这样我会清楚上级非常了解并高度评价我在安齐奥的表现。”他一直铭记着马歇尔将军对他的称赞，“我深深地感动了，因为马歇尔将军没有义务告诉我这些。这是马歇尔将军所体现出来的许多慷慨和体贴的事迹中的一个。这些品质使他在与部属打交道时让部属们产生高山仰止之感。”
马歇尔的关怀不仅局限于军官，对待普通的士兵，他也慷慨地付出一个高层领导人的真诚。
二战期间，士兵的福利待遇是马歇尔将军经常性的工作重点。他派军事调查人员到世界各地去，他们的惟一任务是倾听士兵的疾苦，并听取解决办法的建议。马歇尔将军强调，一定要确保前线的士兵们有饮料和酒喝、有烟抽、有糖吃，就像他们所必须装备的武器弹药一样。如果到交战地域去，马歇尔将军坚持只带司机，不要指挥官陪同，以便沿途询问部队的福利情况。
马歇尔将军的电话和信函不仅限于他见过的高级军官。我曾采访过一个老兵，在1944年6月12日的军事行动开始后，马歇尔将军第一次到前线视察部队时是他开的车。马歇尔将军回国后，给这位士兵的家里打电话，告诉这位士兵的父母：“我刚见过你们的儿子，他在欧洲给我开过车，我想让你们知道他很好。”
一位参加了巴坦死亡远征战役的二战老兵写道：“我只见过马歇尔将军一次。当时我刚刚从长期被关押的日军战俘集中营里获得解救回国，为了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团聚，马歇尔将军派他的坐机送我到想去的地方。在完成这项任务后，我来到五角大楼向马歇尔将军报告，感谢他的关怀和厚爱。马歇尔将军放下所有的事情，推迟了重要的约会，让我感觉像在家里一样。马歇尔将军像家长一样用很长的时间详细了解我的处境。”
“事不关己”亦不能“高高挂起”
面临不讨好甚至会得罪人的棘手事时，为首的领导者应当以身作则、披荆斩棘。但是，许多人出于私心，爱惜名誉，不愿意惹火上身，而是利用手中的威权“巧妙地”将黑锅传递给下面的人，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观。诚然，这样做他们的确避免了直接的利益损失，但是这也给下属留下临阵逃脱、软弱无能的恶劣印象，为组织的长远发展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
第三部分第6章 下属是同事而不是替罪羊（4）
1969年3月29日，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退役士兵罗恩•赖德罗尔提出一个严重而且惊人的指控。赖德罗尔给好几位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写信，说1968年3月美军部队在越南的美莱村犯了战争罪行。赖德罗尔提出控诉，第11步兵旅的查理连屠杀了大量越南人，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听说了这件事后，立即下令进行调查。在这起事件中，必须搞清是谁的责任。“和这起事件本身一样悲惨的是，”威斯特摩兰将军写道，“第11步兵旅和美国师的指挥官们可能掩盖了事实，或者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罪行调查的进展和指挥官滥用职权的迹象促使国防部长莱尔德和我安排另外一个正式调查团，监督第一个调查团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调查，是否掩盖了事实真相。当我听说尼克松政府的某些成员想抹掉指挥序列里某些环节的失职行为时，我通过一位白宫官员发出一个威胁，我将使用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特权直接去找总统表示抗议。我制止了继续向揭露失职的调查行动施加压力的企图。”
威斯特摩兰指定雷•皮尔斯中将主持调查委员会。为什么要指定皮尔斯中将呢？“因为他在美国陆军中以客观、公正著称……并且曾在越南战场任过师长，非常熟悉那里的情况。他在越南的行为没有任何污点。他毕业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因而与西点毕业的那帮人没有同学之谊。皮尔斯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表明，12名军官应受到指控，他们非法参与了掩盖事实真相的行为。其中包括前任美国师师长科斯特将军，当时任陆军学院院长。为避免进一步的调查结果破坏陆军学院的形象，科斯特请求辞职……如果在没有任何一名可以负责的高级军官知情的情况下，发生像美莱大屠杀这样令人发指的巨大罪行，那么美国师的指挥序列一定出了问题。”
作为美国师的师长，科斯特将军在这之前已经下达了进行调查的命令。但威斯特摩兰认为，科斯特“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他让对这个事件负责的指挥官负责调查工作”。随着事态的发展，科斯特只是受到指责。皮尔斯认为，对科斯特的这种处理是“对正义的讽刺，它将开创一个让美国陆军难堪的先例……我认为应该由适当的人员组成法庭对科斯特进行审判，这么做可以最佳地维护科斯特本人、美国陆军和美国国家利益。”
基层军官会提出质疑，为什么高级军官可以免除法律制裁，而低级军官就得接受法律制裁。调查结果导致4名军官和9名士兵被指控，最后2名军官和3名士兵被判刑。在审判中，所有的排级军官都以这种或那种理由被开释，除了威廉•凯利少尉，他被指控杀害了100名平民。1971年3月29日，凯利被宣判有罪，罪名是“至少杀害了21个平民”。审判结果是将他开除出陆军，终生服劳役，后来再审时将判刑减到20年。威斯特摩兰将军退休后，陆军部长将对凯利的判刑减到10年，尼克松总统维持了这个判决。后来凯利获假释出狱。
在这场暴行发生时，威斯特摩兰将军是在越南的美国陆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威斯特摩兰将军从来不怀疑自己有什么过错，用他的话说，“如果凯利犯了罪，为什么包括威斯特摩兰在内的高级军官也都有罪呢？”
美国公众对此感到沮丧。麦克雷特在《纽约时报》就解除对科斯特将军的指控发表文章：“我对第1军军长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在对下级军官进行指控之前就免除了对科斯特少将的指控……他严重伤害了美国陆军。最近的事件表明，总的说来，美国陆军没有尽到对公众的责任，美国陆军也没有意识到遵守国际法、战争法和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对于自身是非常重要的。”国会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调查小组委员会的4名成员之一塞缪尔•斯特莱顿议员，严厉谴责了美国陆军的行为。他在1971年1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免除对科斯特少将在美莱事件中所负责任的指控是对军事司法的严重践踏。在这类事件中免除对高级军官的指控，不能不让人质疑整个美国陆军的欺瞒行为。”
1971年2月4日，斯特莱顿议员在众议院发表了长篇书面讲话，强烈抨击美国陆军对科斯特将军的处理。以下是其演说的部分内容：“不经公审和公开辩论就免除对此案所涉及的最高军衔军官的指控，而同一案件中在这位高级军官指挥下的低级军官却正遭到严厉的控告，审判还在进行，这种情况对美国陆军的声誉和美国的声誉都是沉重的打击，也严重侵害了军事司法程序对于处理那些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的事件的效力。免除这些指控不仅糟透了，美国陆军处理这件事的方式还表明，这么做是想让高层军事将领和国防部文职领导者从应负的责任中彻底开脱出来……”
皮尔斯将军自己的结论是：“我很难相信在没有得到五角大楼的批示的情况下，席曼将军会自己做出决定，让科斯特将军从指控中开脱出来。肯定是五角大楼做出了免除指控科斯特将军的决定，即使科斯特将军的下级正在接受更严厉的审判。或许五角大楼担心，如果对科斯特将军进行指控，那么他在指挥中所犯的难以置信的错误就会曝光，美国陆军的处境会极为困难。”
调查详尽分析了威斯特摩兰将军是否有罪，开脱威斯特摩兰将军是不是“抹掉记录”。只要看看调查报告就会发现，皮尔斯将军在查证真相后，没有袒护陆军参谋长。在凯利案件中弄清谁应该承担责任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确保美国军队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完美不等于没有缺陷
诚恳在任何时候都是珍贵的品质，尤其是对于领导人而言，由于他们处在高位，容易把自己神化为完美的人。然而，真正完美的人恰恰是坦率承认自己有缺陷的人。
第三部分第6章 下属是同事而不是替罪羊（5）
我采访过的美军所有军种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一致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这个看法：任何一件事情出了错，都要承担起责任；而对任何一个成功，都要把功劳记在部属名下。
1987年春，美国与伊朗交恶，伊朗人威胁要在波斯湾布水雷，而且真的布设了水雷。对此，美国决定将外国船只的旗帜换成美国国旗，这样如果伊朗水雷炸毁了外国船只，将被视为对美国的侵犯。
威廉•克罗海军上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一艘科威特油船换上了美国国旗，但不幸的是它触上了漂雷。这意味着德黑兰已经做出决定，甘冒触怒美国的风险。幸运的是，在这次触雷事件中没人遇难，油船还能继续行驶。不过，如果触雷的是一艘美国护航军舰，那么这枚水雷就可能炸沉军舰，带来很多人员伤亡。媒体利用这个事件攻击我们。为什么？事实上，在我们决定为油船派出护航军舰之前，没有先派扫雷舰……我们在进行护航之前没有进行全面扫雷……我不想抱怨……媒体大炒这件事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一天，我告诉国防部长温伯格，如果他允许，我会搞定媒体，让这件事平息下来。温伯格的回答是，‘你打算怎么办？’我回答说：‘我打算告诉他们我们犯了错误，使油船触雷。这个错误应该由我来承担。我们应该向波斯湾地区派更多的扫雷舰，我们会提高情报的准确性。’温伯格急得脸都红了。‘不行，不能这么做，’他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能承认你犯了错误。他们不会让你平静的。’我说：‘那就这样吧。’我没这么做。”
但三周后，当克罗海军上将在圣迭戈做演讲时，一个咄咄逼人的记者从后面站起来，就油船触雷事件提了长长的一串问题，有意羞辱克罗上将。克罗把国防部长的警告抛在脑后，承担了责任，他说：“听着，我现在就把这件事讲透。我们没有经验，有许多东西要学。在油船触雷这件事上，我犯了错误。”
在访谈中，克罗上将对我说：“这位记者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也许他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回答。然后他坐下来。后来他发了一篇稿子，报道了我说的话，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听人提起过油船触雷事件。”
实际上，有时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克罗提起了二战时期发生在史迪威将军身上的事情。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缅甸打了败仗后，经过千难万险之后，终于奇迹般地从森林里逃到印度。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史迪威回答说：“我们被打得一败涂地。”媒体因此喜欢史迪威将军。克罗认为，指挥官只要勇敢地说出“我错了”，其他的话就都是多余的。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必然是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他不能说‘这是总统的错’，他不能四处拉别人下水，跟他一块儿背黑锅。他甚至不能使用‘我们’这个词。他得说：‘都是我的错，跟别人没关系。’这是错误的开始，也是错误的结束。”
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提供了一位高级将官公开承担责任的新近事例，这件事与海湾战争有关。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请他给与总统一道旅行的记者们开个新闻招待会。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回忆说：“简直是疯了。我与国防部长切尼和参联会主席鲍威尔有许多事要做。”施瓦茨科普夫指定一个“权威人士”来代替他回答记者的提问。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让卡尔•沃勒中将代表他发言。当时，沃勒中将到中东战区才一个月。这次记者招待会对沃勒将军是场灾难。为了努力表现得坦率一些，沃勒将军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告诉新闻界在二月中旬之前，中央总部的地面部队都无法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不幸的是，这种说法与总统的意图是矛盾的。当时布什总统正在向伊拉克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伊拉克在联合国提出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妥协。
施瓦茨科普夫上将非常关注这件事会对沃勒将军有什么不良影响。
“沃勒知道自己把事情搞砸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我这儿来讲这件事。我觉得让他代表我召集新闻发布会是我的过错，我担心他遭到惩罚。在‘沙漠盾牌’行动刚开始的时候，切尼就解除了空军参谋长迈克•达根将军的职务，因为他向媒体透露了保密信息。因此一个小时后，当切尼和鲍威尔来到司令部时，我把他们请到办公室。
“我对他们说沃勒将军为他的失言感到难过，不过应该受到责怪的是我。他刚到中东战区来，我不该让他去召集新闻发布会。让我吃惊的是，切尼和鲍威尔表示他们不太在乎沃勒的讲话。切尼甚至还开玩笑说：‘向敌人传递混乱的信息并不总是一件坏事。’”
在一次访谈中，沙利卡什维利将军说：“我认为令人很难受的一件事是某些人相当有才华，可以做许多事，但过于计较个人得失。”
沙利卡什维利将军提到应该感谢前任空军参谋长罗纳德•福尔格曼上将。1996年，16名美国空军人员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军营地被炸死，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坚持要惩罚一位准将，因为他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来防止这一事件的发生。但福尔格曼上将反对把这位准将当替罪羊，因此在他4年任期还没满时就请求退休了。理查德•纽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里写道：“然而，福尔格曼上将的辞职体现了一个具有更大意义的原则，它要比坚持自己的观点更富有爱国精神：重要的是军方要服从文职领导。在军方对国家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军方的越权行为已引起社会关注的时刻，福尔格曼上将强化了这一原则。历史学家理查德•科恩说，‘现在的军官越来越喜欢玩政治游戏’，以便得到更多的军费预算，推行自己的安全战略，以及解决其他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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