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第四部分第9章 领导就是第一影响力（1-3） |
第四部分第9章 领导就是第一影响力（1）
领导就是那个惟一不可或缺的人
甘做事业的第一推动者
幕后亦是真英雄
在职责与自我的天平上起舞
领导就是那个惟一不可或缺的人
群体迁徙的候鸟在飞行时排成“V”字形，为的是合理利用群体的力量，降低气流冲撞造成的压力。生物学家研究指出：在群飞时，处在排头位置的“领航员”承受的压力最大，所以，它们轮流领航，一只累了，由另一只跟上。
今天的美国人为他们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而自豪，他们认为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就好像这套制度是亘古就有、自然成长起来的。但是，纵观历史，人们发现，美国民主制度的诞生和成长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
正是乔治•华盛顿，带领美国人民争取到国家独立；也正是乔治•华盛顿，凭借自己的高尚人格和无可替代的个人影响力一手护卫着新生的民主制度。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身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面临着难以想像的困难：许多士兵没有步枪，只能用棍棒操练，许多人没有鞋穿，御寒的毯子也很少，加之食物匮乏，士兵在部队上的时间时断时续。在1776年1月14日的一封信里，华盛顿向他的朋友约瑟夫•雷德倾述了自己的心声：“当周围寂静下来的时候，对所处局势及大陆军状况的思考让我的心里很难过。我时常想，如果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拿着棍子在队列里操练，而不是接受了指挥官的职位；或者我能说服自己要多为子孙着想、多为自己着想，回到乡下的安乐窝里，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啊……”
然而，在这样艰险的条件下，华盛顿将军没有退缩，尽管“很少有人了解我们所面临的险恶处境，但我仍然坚信这支军队会挺过可能发生的任何灾难”。对于美国来说，幸运的是华盛顿没有退缩到安乐窝里，也没有作为普通一兵加入大陆军，而是无私地带领他的国家走向胜利。
1781年，英军科万尼斯的部队在约克镇投降后，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作为统帅的华盛顿，威望如日中天，他不仅是军队的总司令，也是这个处在战争中尚未成型的国家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首长，而且是全民拥戴的大英雄。当时世界上主要大国都是君王当政，于是他手下也有许多人希望他成为独立后美国的君王。有一个叫尼古拉的上校就写信给华盛顿，劝他“顺应民心”，成为新大陆的第一位君主。
烽烟刚熄的美国大陆也存在着对他登基便利的客观条件——军队长期欠饷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许多人已有五六年没拿过薪饷了，也就是说，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打了多年的仗，就是没见过钱。眼见战争即将结束，国会已决定裁军，却闭口不谈所欠的饷银。军官们的愤怒犹如快要爆发的火山。
军人的愤怒正好与某些财团的利益暗合。战争期间成立的邦联国会发行了大量债券，在胜负未定之时，金融巨贾们廉价收购了无数贬值债券。对于这些财商来说，已经押准了宝的战争财就是拿不到手，原因和军人发不了饷是一样的，那就是国会没有钱。
在当时的邦联政府机构下，美国相当于由13个州组成的国家联合体，主权在州，而欠钱的却是美国国会。根据邦联宪章，各州必须按比例出钱支持大陆军以及邦联政府的开支，但却没有一个州如数按期交纳所欠。
在这种情况下，有钱的和有枪的纠合在一起，准备以军队干预政治，夺取政权，把应得的钱强收上来。
1783年3月15日，华盛顿的几个部下在盖茨将军的率领下，商议用军事行动来争取军队的薪金。“这事关新政府由文职控制还是由军人掌握”。局势十分危险，甚至“华盛顿本人的指挥权威也处在危急之中”。军队认为“他的极端高贵”已成为军队争取正当权益的绊脚石。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险恶的时刻，因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政府权威受到军队的严重威胁。如果他们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那么美国的历史将会重新改写。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华盛顿凭借他的领导权威及其背后的坚强性格扭转了乾坤。获悉军官们在聚会商议军事行动之后，华盛顿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赴会。当他出现在军人们聚会的地点时，“部属们的神情清楚地表示，对他的意外到访并不欢迎。自从赢得军队的爱戴以来，华盛顿还是头一次感到部下对他的怨恨和不满。”
他得体地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要求军官们不要采取军事行动。他对昔日共同战斗的部下说：“先生们，为了你们自己着想，我恳请你们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理智告诉我们，这些行动将会动摇和玷污我们迄今仍保持着的尊严与光荣。”
这些感人的话语并没有打动这群军官。在此番讲话结束后，他诵读了一封信，“用情感和即兴发挥的言语打动了听众”。他伸出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那是一位国会议员的来信，信里解释了国家当前的财政困难和国会为筹集军人薪金所付出的努力。但“事情好像有些不对。将军看上去很困惑，他无助地看着信纸。军官们焦虑地走上前。华盛顿又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副眼镜”。
他的部下吃惊地发现他们尊敬的总司令居然要戴着眼镜才能读信。“先生们，”华盛顿充满歉意地说，“请允许我戴上眼镜，在为国家战斗的这些岁月里，不仅我的头发变白了，眼睛也花了。”
这句真诚的表白唤起了军官们对往昔峥嵘岁月的记忆，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军官们当即热泪盈眶，方才的嫉恨又被对这么长时间来一直率领他们的老长官的爱戴所取代。
华盛顿迅速读完了议员的来信，他知道已经打赢了这场战斗。他本能地感到危机已经解除，快步走出房间，以免再起风波。
华盛顿爱好共和，远甚于爱好权力。作为美国革命胜利惟一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蔑视王冠。尽管当时有亲信部下的游说，包括他当时的参谋长、后来的首任财政部长和联邦党人党魁汉密尔顿，但华盛顿没有动心，相反，他娴熟地运用他的影响力，为新大陆消除了这场潜在的专制灾难。
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没有贪恋总司令的高位，而是立刻将军权交还给当时的邦联国会。多少流血革命或社会变革之所以难以善终，皆因军人在革命或变革中权力膨胀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华盛顿用一个举重若轻的交权仪式，从此奠定了美国军人听命于民选政府的传统。
在华盛顿任总统的8年里，美国人民对联邦政府有了向心力，但民主制度的大厦并没有最后落成。在制宪会议上，许多代表因确信华盛顿将出任总统，出于对他的高度信任，才支持宪法授予总统巨大的权力。美国宪法并没有限制总统连任的次数，但在两次被选举团一致推选为美国总统后，华盛顿拒绝同意第三次参选。这是他可以送给美国的最后一件礼物：以退休完成政权有序地和平转移。
不能说当时的美国已不需要他连任，他也不是没有条件继续出任总统，但他深深知道，他手里掌握着美国制度的命运：法治还是人治。华盛顿开创了总统任期两任后退休的优良政治传统。两任后退休的政治传统在美国延续了100多年，他晚年不喜欢的杰斐逊——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位泰斗，也因此拒绝选第三任。惟一破例的是二战时期的总统罗斯福(连任四届)。罗斯福之后，美国的宪法进行了修改，明文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从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过程人们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像一棵幼苗，最脆弱的是发芽时节，如果不精心呵护，很可能会中途夭折；而当其根深叶茂之后，即使遭遇狂风暴雨，它也可安然挺立。美国的幸运就在于，在它的制度如幼苗破土之时，有华盛顿这样伟大的看护人。而华盛顿之所以为后人感激正在于：他为了维护这个制度，不惜削减和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
难怪华盛顿逝世后，当时的国会称他为“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人民心中的第一人”。
甘做事业的第一推动者
领导力首先是一个人的个性和洞察力——他们的个性和洞察力让他们走在队伍前面，并且一直走在前面。他们用自己提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并且也善于让别人接受自己设定的标准。其次，领导力还意味着拥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和为自己认定的方案而抗争的勇气。
第四部分第9章 领导就是第一影响力（2）
在美国空军的发展史上，有几个关键的领导者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是：空军上将亨利•阿诺德；空军第一任参谋长卡尔•斯帕茨；戴维•琼斯，1974～1978年任空军参谋长，1978～1982年任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了发展保卫空中力量，这些人甘愿无私奉献。在个人利益与空军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都以空军的利益为重，而不顾这一选择对自己前途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空军的发展上，阿诺德和斯帕茨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比利•米切尔对空军领导艺术的无私奉献，美国空军的发展历史就是不完整的。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并没有独立编制的空军，有限的一点儿空中力量也隶属于海陆军。
1925年7月5日，一个意外事件成为建立独立的美国空军的转折点。1925年7月1日和3日，美国海军接连出了两起飞行事故。7月1日，约翰•罗杰斯和其他四位机组成员在从旧金山到火奴鲁鲁的飞行中在太平洋上空失踪。舆论普遍认为飞机失事是因为逆风飞行，燃油不够。7月3日，失踪的罗杰斯和其他机组成员还没找到，“圣南多”号飞艇又遇上风暴，指挥官和14位成员全部罹难。有消息称，飞艇指挥官本来因天气不良拒绝飞行，但被迫执行命令。使事态更糟的是，海军部长对死难者漠不关心，宣称这两起事故恰好证明美国不会受到来自空中的威胁。
这些麻木不仁的话激怒了空中力量的倡导者和死难者的家属。
当时，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执行任务，他在第二天就上了电台，称罗杰斯和他的机组成员为“烈士”。7月5日，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了多年来他与他的上司之间的分歧。他指责说这些“令人震惊的事故……完全是无能、罪恶的无知和战争部与海军部对国防近乎背叛式的管理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的声明震惊了整个国家，但他敢于迎接闪电的轰击。陆军不可能让他轻松过关，因为这件事对陆军士气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在纪律严明的部队里，米切尔的这一“犯上”举动，将使他面临被告上军事法庭的危险。他的指责过于严厉，有关人士没法假装什么也没听见。支持米切尔的辩护者提出，军事法庭是参谋部长期以来对米切尔进行迫害所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在把米切尔送上军事法庭之前的几年里，米切尔一直被警告，如果他不停止建立空军的努力，就会被逐出现役。
米切尔此举意在迫使国会进行深入调查，以便使他一直在进行的用进步的和富有远见的政策来取代陈腐的现行政策的战斗中赢得理解和支持。米切尔公然提出，这些事故是由于军事航空业掌握在位高权重的“蠢货们”的手里，这些笨蛋“对飞行一无所知”，把飞行员当做愚蠢和错误选择时机的一场冒险的“人质”。
按照程序，军事法庭将会给米切尔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提出的指控是合理和有根据的，否则他将被逐出现役。在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他只能依靠既定的法律程序要求官方证人出席。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各种矛盾摆到桌面上。
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决定起诉米切尔上校，罪名是危害秩序和部队纪律，违抗命令，公然蔑视上级。
整个国家都在关注这件事。争议的焦点是：（1）是否应组建统一的空中部队，亦即一支独立的空军；（2）陆军和海军的保守势力是否妨碍了航空事业的发展和进步；（3）在晋升和薪金方面是否存在对陆军航空军官的歧视；（4）空中力量对陆战和海战有多重要，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辩护中米切尔指出：“在陆军里，我们没有空中力量，什么也没有，没有物资（指飞机和装备），没有人员（指飞行员、观测员、射手、机械师），也没有行动（指使用航空力量的方法）……我们的飞机在烂掉，它们很危险，不能完成现代空中力量的任何任务。”
米切尔试图让公众相信，问题出在“空中事务由陆军和海军掌管，由那些不懂飞行的军官在处理、管理和控制。他们对飞行近于无知，却武断地认为空中力量只不过是他们当前活动的一个辅助性的东西，而不是国家军事机器的一个主要力量。他们关于空中事务的证词几乎一钱不值……发展空中力量的声音在被听到之前就被压制了”。
米切尔接着将矛头指向美国陆军招募和训练机械师的体制。他认为“这个体制简直糟透了，陆军在用飞行员的生命来训练机械师”。米切尔还有预见性地提出，不仅要建立独立的空军，而且要将战争部和海军部重组为国防部，陆、海、空军都将是统一的国防部的下属机构。
米切尔的攻击引起了复杂的反应。某些不拥护米切尔空中战略构想的军官对他指责上级无能、无知和叛国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相信上级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内心都希望美国的安全尽可能获得最好的保障。
新闻评论就不只是不友好了。《纽约时报》评论员尖刻地指出：“米切尔上校不过是想出名，他认为自己应该出名，甚至还抱有幻想，错误地认为这样做会为他增添光彩，会赢得那些通情达理的人们的敬意。”评论员文章还指出，他的话将破坏他曾经拥有的尊重。
然而，米切尔拥有忠诚的支持者，他们相信米切尔的事业。其中的两个人为米切尔出庭辩护，他们就是后来成为二战时期美国空军最重要的领导者：阿诺德和斯帕茨。
他们两人都受到警告，不得出庭作证，否则将危害他们的前途，但他们对此不予理睬。
1925年，阿诺德为了维护米切尔，充分表现了他的勇气。尽管米切尔肯定会被裁定有罪，此时已是少校的阿诺德还是在军事法庭上勇敢地为这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同仁辩护。在法庭审判中，阿诺德的陈词进一步证实陆军和海军人员向国会提供了错误或虚假的信息。阿诺德指出，他的上级无视当前外军装备飞机的情况和外军把空中力量作为单独军种的最新情况，向国会提供了起误导作用的信息。
军事法庭最终确定米切尔有罪，但阿诺德并不打算放弃“战斗”。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最先试图把战斗继续下去的是赫伯特•达古少校和我本人。在华盛顿服役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在国会和媒体中间有许多朋友，我们继续到比利（比利•米切尔）的家里去，也继续到国会山去，不停地写信，坚持战斗。
“案子已不得人心地结束了，传统势力不会允许我们这些小卒继续跳下去。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柯立芝总统本人是主要的原告。我们被召去就是对改变航空部队地位的不正常通信问题做出解释。达古少校遭遣责，被开掉了；我呢，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被流放了。”
导致阿诺德被流放的事件发生在对米切尔进行审判的一年之后。当时报纸上登出了一篇在暗地里广为传播的文章，这篇文章高度赞扬了航空部队却批评了陆军参谋部。艾拉•埃克上尉说：“陆军总检察官追查出文章是阿诺德写的。他使用了政府的打字机和纸张，被指控不正当地使用公共财产用于有预谋地针对陆军的犯罪活动。总检察官建议将阿诺德送交军事法庭。在帕特里克将军的斡旋下，阿诺德被解除了航空部队参谋的职务，被赶出华盛顿，沦落到堪萨斯瑞利堡担任一个航空小队的指挥官，一个无足轻重的职位。”
流放到瑞利堡本该意味着阿诺德的前程就此完了，尤其是他还继续暗中为米切尔的主张进行游说。他从1920年到1931年一直是少校。为此他虽感泄气，但仍拒绝了好几个报酬丰厚的民航职位，因为他不想在遭到责难时离开。在米切尔受审之前，阿诺德就已经在组建后来的泛美航空公司的核心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并且拒绝了担任这个新航空公司总裁的机会。
第四部分第9章 领导就是第一影响力（3）
除了阿诺德外，另外一个在比利•米切尔的军事法庭审判中出庭作证的军官是卡尔•斯帕茨。1925年6月18日，他接到命令赴华盛顿特区任空中参谋长办公室副主任，这对他的个人发展和前途来说是一个重要岗位。在来到华盛顿6个月后，他卷入了比利•米切尔为空中力量的斗争。斯帕茨决定出庭作证，尽管上司警告他说这么做可能会对他的职位造成危害。
辩护律师问斯帕茨：“你愿意告诉法庭目前航空部队的装备情况吗？”
斯帕茨回答说：“航空部队的装备情况非常糟糕，糟糕到我们已不清楚是否能继续飞行的地步……航空部队的大部分装备都已陈旧不堪、荒废无用。”
在证词中，斯帕茨还被问询：“目前有多大比例的飞机可以执行作战飞行任务？”
他回答说：“没有一架飞机能执行作战飞行任务。不过我还是宁愿驾着这些飞机去打仗。这些飞机列装时间差不多都有3年了，维修保养非常困难。相当一部分飞机在大修过后又重新装备到部队。”斯帕茨估计，航空部队飞机短缺数量约在355架。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人员是否够用。斯帕茨说本土战术部队欠军官660名，驻夏威夷部队欠85名，驻菲律宾部队欠55名，驻巴拿马部队欠54名。
米切尔审判团的行事风格是咄咄逼人、穷追不舍。问询斯帕茨的律师提出了要害问题：“陆军参谋部的军官是否经过训练或有经验地制定军事航空的原则？”最初他们不允许斯帕茨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会对高层机关构成挑衅。在经过了强烈的反对和长时间的辩论后，斯帕茨获准继续回答这一问题。他说：“除了M•F•哈曼少校和C•G•勃兰特少校，参谋部的其他人员都没有航空飞行经验，但仍然负责指挥航空部队的战术单位。”
对米切尔的审判使航空兵分裂成了两派：为米切尔辩护的一派和反对的一派。前一派人起初吃了苦头，但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终于占了上风。这次审判使阿诺德在政治上成熟了起来。他意识到米切尔建立独立空军的主张在军队、公众和国会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于是他集中精力在各个层次上广交朋友，以便获得这种支持，并终于在1947年帮助美国建立了独立的空军。
在回忆起这些建军元勋的功绩时，《跨越苍穹》一书的作者这样评价道：“他们岂止是飞行员，他们是为了战争与和平而创造出来的卓越新事物——空军的教父。”
幕后亦是真英雄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习惯于将所有的公务员分成两大类人：第一类人总是思考自己能为工作做点儿什么，第二类人总是琢磨工作能为自己带来什么。
——亨利•史汀生
二战中，美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领导人，而马歇尔可以说是一切领导人中的领导人。
在美国的军队传统中，人们普遍认为，有些军官胜任指挥工作，有些军官却只能做参谋工作。战场指挥军官可以获得威望，甚至名垂千古，而参谋军官的工作既没有荣耀，也没有赞赏，有的只是繁琐和枯燥。但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虽然长期担任参谋工作，从未担任过重要的战场指挥官，却获得了极高的军事声誉，被美国人称做20世纪的战略家和军事家。一位美国军官评论说：“他是一位参谋军官，而且就以这种身份立于最伟大的将领之列。”
在由谁出任盟军最高指挥官这件事上，马歇尔以其高贵的抉择展示了他的领导力的秘密。
1942年初，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达成共识，盟军最高司令由英国将军出任。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美国的部队和物资在盟军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就给华盛顿和丘吉尔带来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如果由英国人出任最高司令，那么罗斯福就得给美国人民一个交待，为什么让外国人来指挥以美军为主组成的部队；反过来，丘吉尔又必须向英国人民讲清楚，为什么要让美国人来指挥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丘吉尔主动提出让美国人来指挥盟军部队，把罗斯福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哪一位美国人能深孚众望，胜任这一职位呢？
盟军最高指挥官这一关键职位对任何一个可能的候选人的职业生涯都有着极大影响。在定下由美国人指挥盟军后的18个月里，罗斯福还是无法确定由谁担任这个职务。在此期间丘吉尔曾多次去电催促早做决定。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热切地问罗斯福“谁指挥霸王行动？”罗斯福回答说尚未决定。斯大林认为马歇尔将军应该出任最高司令，并敦促罗斯福早做决定。
马歇尔的确是盟军最高指挥官的第一人选。1942年7月31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发电称，“如果由马歇尔将军出任即将组建的盟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我们都会同意。”1943年8月10日，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里，战争部长史汀生表达了他在选择D日（诺曼底登陆日）指挥官问题上的立场：“最后，我相信现在已经到了把我们最优秀的军人送往在关键时刻所进行的关键军事行动的指挥岗位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您比林肯总统和威尔逊总统幸运。林肯先生在最终找到那个人选前，不得不付出犯很多错误、遭到巨大失败的代价。威尔逊不得不挑选一个几乎不为美国人民和外军所了解的人，而他却要指挥这支外国部队。而马歇尔将军却已经拥有心胸宽广、手法高明的管理者的极高声望，在一年半以前，英国方面对马歇尔出任这一职位的提议就是明证。我相信马歇尔就是那个人选，他的性格和他的才能可以承担起军事统帅的责任，带领两个国家的军队共同完成这个伟大的军事行动。没人比我更清楚马歇尔离开华盛顿后，我在对世界性战略的组织计划协调方面将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麻烦。除了马歇尔，我不知道谁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显然，马歇尔是罗斯福眼中这个职位的第一人选。1943年11月，在罗斯福视察北非时，他对艾森豪威尔说：“艾克，你我知道在内战的最后几年里谁是参谋长，但实际上老百姓只记得战场指挥官的名字，连小学生都知道格兰特、罗伯特、李、杰克逊、谢尔曼、希尔顿和其他战场指挥官的名字。我不能接受50年后没人知道乔治•马歇尔是谁。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马歇尔担任历史上最大部队的司令官的一个原因。马歇尔理应作为一个伟大的战地将军载入史册。”
盟国很快就要任命一位最高司令这件事传开后，华盛顿开始出现与马歇尔有关的谣言。当报纸上登载了马歇尔即将去欧洲指挥盟军的这条消息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的三个主要成员，参议员沃伦•奥斯汀、斯泰尔斯•布里兹和约翰•格尼对此提出抗议，他们声称马歇尔对国会非常重要，不能离开华盛顿。史汀生说：“他们告诉我，他们不仅在个人的意义上依赖马歇尔，当他们就某个问题与同事产生争议时，只要提这件事是马歇尔同意的，争议会立即平息下来。”这几位参议员怀疑有些坏蛋在暗中教唆和策划一个阴谋，企图把马歇尔弄出参谋长的位置，因为他对总统、对联合参谋部的意义太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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