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曲折道路看领袖的意志品质 2 |
从毛泽东的曲折道路看领袖的意志品质 2
二.走向胜利的经验认识
（一）方法论：“四不”。
在人生和事业遇到挫折，处在低谷和逆境时怎么办?肯定在许多办法，从伟人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以下带根本性的态度和方法。
一是不消极对待。在取得那么大成就后，受到了那么不公正的打击，一般情况下就消极了，甚至有的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毛主席怎么做的呢?周恩来回忆说，在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没过多长时间赣州打不下来了，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助解决了困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连献三计破围，虽然被置之不理，他却没有把自己置之度外，始终关注作战进程。当时有些会议不通知他参加了，但他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毛主席自己说，在那段时间，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直到1957年，毛泽东还非常感慨地与曾志回忆：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他利用受难的时间读了许多书，总结了全党的经验，写出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他的文章都是气势磅礴的。这山沟里出的马列主义，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最近读瞿秋白《多余的话》，完全是另一种感觉。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瞿秋白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瑞金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他是教育部部长兼中华苏维埃大学校长，都是受打击和排挤的人，长征后他留在根据地被俘，1935年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就义。据记载，当时他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地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后，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对行刑者说：“此地甚好。”然后从容就义，表现极为洒脱大气。但在他最后的话中却反复说：自己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才做了共产党领袖的，四中全会受到批判撤职后，政治上疲劳、倦怠，对于政治问题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就依着怎么做，中央认为自己说错了就立刻承认错误，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还说自己已经死灭，没有力气再跑了，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这与毛泽东比起来是很不同的。
二是不放过机遇。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在关键时刻、关键点上，勇敢而机智的抓住机会，改变处境乃至改变历史。如果只是等待，即使天上掉下馅饼，也砸不到自己头上，条件是自己创造的，形势是自己营造的。我们想想：如果不是在长征开始时，坚决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如果不是在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情况下，坚决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如果不是在大家对博古、李德义愤填膺时，及时组织遵义会议；如果不是在长征路上，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话做工作，让大家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最后争取到多数支持，在遵义会议举手表决20多人同意他重新领导军队；如果不是在得知张国焘图谋不轨时，果断决策带部队连夜北上；如果不是利用代表张浩，巧妙地做张国焘的工作克服分裂；如果不是让任弼时、王稼祥去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真实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等等，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系列机会，努力去工作、去斗争，才有了最后伟大的成功。
三是不简单行事。毛泽东处理问题，总是比别人考虑得更加周到细致，更加留有余地，更加着眼长远。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完全可以一步成为党和军队的总负责，但他却推荐张闻天先干些时间，其中有寓意深远的考虑。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实践证明，这一考虑不只对斯大林有用，对团结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后来开展与张国焘斗争，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与张国焘斗争中，包括博古、李德、凯丰还有后来的任弼时等，都坚定地站到毛泽东一边，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开北上时，陈昌浩派人去追，他的副参谋长李特拿枪逼近毛泽东，曾最排挤毛泽东的李德抢上去抱住李特，奋不顾身地保护了毛泽东。在接到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电报后，大家都很气愤，杨尚昆、叶剑英等都主张开除张的党籍，毛泽东说：“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哪!”他从团结四方面军干部的角度，坚持不开除张国焘党籍，暂不给张做结论，不宣传张犯的错误，给他留一个北上的面子，后来做工作就有了余地，能比较好地解决他的问题。即使在张国焘南下破产后来到陕北时，也是先派他的老部下徐海东去见面，讲毛泽东是一位威望很高的领袖人物，劝他不要再争；再派周恩来前去迎接，向他介绍情况；还指示林彪率所有红军学员迎接，使他能够体体面面地与中央见面。在与王明做斗争时，并没有搞得势不两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实践中觉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时去苏联汇报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了解真实情况后发话，王明最后不得不低头服输。最后取代张闻天当党的主席，也是在王明回来后不设总负责，把他排成第九位常委，后来在整风中连他自己都认为不合适当领袖时，才水到渠成地取而代之。
四是不动摇信念。毛泽东早年曾说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意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他晚年经常说，路线之争不得不争，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使在遭受打击的岁月，他也是不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有机会就再三提出来。刚从西柏坡进北京时，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在十年内战的时候，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的意见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这不是急躁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和忍耐性，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而转折往往是在最后的坚持中。
（二）本体论：“二对”。
所谓本体，这里是借用哲学名词，讲战胜逆境走出困境对主体、自我的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思想认识要对，二是措施办法要对。你必须是正确的，人家最后才能服气，才能引导事业走向胜利，如果自己错了，就不能坚持错误，就要改弦易辙、服从真理。
1.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认识是对的?毛主席曾多次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比教条主义高明，比其他领袖高明的要诀，就是注重调查研究，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别人没有掌握的情况。他的著作中，有专门论述怎样搞调查研究的文章，还有大量经过专题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刚上井冈山时，他调查中了解到，从前这里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官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几十年都抓不住他，为什么呢?朱聋子的诀窍是，在井冈山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发展成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他对官兵们说，我们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进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灭敌人。1931年2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间隙，写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长征路上那么艰苦，许多东西都扔掉了，但有几份调查报告手稿，却一直珍藏在身边，最后带到了延安。
2.怎样保证自己的决策办法正确?还是要调查研究。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在广州一次会议上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到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悬殊很大不知道该怎么打，就与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那里看到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敌人计划，最后打胜了。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他还把自己过去写的调查报告，专门印发给大家学习。他说：“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总结自己的失误时说，我这个人是官做大了，像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多次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三）规律论：“三点”。
认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才能使自己看得长远，在逆境中才能安之若素，沉稳应对。要认识那些规律呢?
第一，发展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到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道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道理。《易经》在“四书五经”中被认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东方文化和生活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受到它的影响。素有“孔子读易苇编三绝”的说法，就是把捆书的绳子都磨断了3次，可见下了多大功夫。孔子还感叹，如果早读到《易经》，就不至于犯那么多错误。对《易经》的理解，有象数派、义理派之分，易数派主要是算卦的，易理派主要是悟道的，孔子是易理派的带头人。易理说到底就是变易，就是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是那种否极泰来的领悟，由此可以保持战胜逆境和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
第二，万事万物相辅相成。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落大起，百炼成钢等，这是杰出人才成长的规律，是成就事业的必经之路。
第三，反者道之动。这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格言，也是老子哲学带根本性的思想，对这句话有多种理解和阐释，其中一个意思是讲，相反的东西是前进的动力，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规律的存在，最后的结果就是如此证明的。现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叫任法融，他讲道的主题就是“反者道之动”。我曾在饭桌上听他讲过，有许多生动事例和修炼中的领悟。我们的祖国近代以来多灾多难、任人宰割，几近亡国灭种，这反而激发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通过艰苦卓绝的抗争，几代人的奋斗创造了今日的辉煌。从我们党的领袖成长来看，也可以验证这个道理。毛泽东发展三落三起，历尽极为曲折的磨难，最后终成顶天立地的伟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受磨难是好事不是坏事，大磨难有可能成就大人才，就看自己能否摆脱一般人的视野和心态，把自己放到更高层面上去对待困难和逆境。
（四）结论：四句话。
我们用毛泽东对人生事业的领悟来讲。在他的爱女李讷大学毕业时，毛主席送给她自己喜爱的4句话：
1.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亚圣孟子的话，千百年来曾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在穷困潦倒时不懈奋斗。这话的大致意思是，上天要赋予这样的人重大责任的时候，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还要使他做的事情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这些来使它的内心警觉，意志坚定，增加他所不具备的才能。
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据耿飚回忆，这是延安时期经常说的一句话。1988年5月，美国一个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一位叫德穆克的客人，让人将一张名片送给耿飚要求会面。当时，耿飚因有其他活动没有安排，德穆克就托人转给一本厚厚的影集，扉页上用英文写着一行字：“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打开影集第一页，就是他与这位曾是美国军人德穆克的合影。为什么是这样的称呼呢?要追溯到40多年前，也就是1944年，美军驻延安观察团，也称“迪克西”使团，组成一个7人观察组，由耿飚带领部队护送，穿过敌占区到晋察冀军区。美国人对这一充满冒险精神的行动感到很刺激，也很佩服耿飚和八路军官兵的机智勇敢。当时这个德穆克是美军观察组组长，他问耿飚：“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行动?”耿飚想起延安学习时经常说的那句话，便回答他说：“无所畏惧!”
这群美国军人听后感到非常“OK”，于是便把这次行军称作“无所畏惧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所以在影集扉页写上了那句话。一支部队的官兵、一个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这样认识问题，成为大家共同的信念和格言，还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不能战胜的敌人吗?肯定是天下无敌的!
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延安时，每当抗大举行开演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通常都要到会讲话。他鼓励学员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他还告诫大家，革命的道路如同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的原则。著名作家刘白羽回忆说：“当毛主席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他安详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来毅然决然走上前。”可以看出，当你认识到这样的真理时，一切困难都成了成功的前提，都是为光明的前途做准备时，困境和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有了前三条，这样的人生态度也是必然的，有了这样态度谁能把你打倒呢，什么困难你克服不了呢?
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写给自己女儿的，也是他总结的经验、他人生的写照、他信奉的格言、他成功的秘诀、他超人的智慧，他力量的源泉。为什么是这样几句，而不是其他的话，一定是在这位伟人看来，这些道理对人对事业的发展最要紧、最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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